1949年4月21号那天，解放军三野的88师正打算过江，结果半道上碰上了一队国民党逃跑的军队。你别说，他们虽然是逃兵，但队伍还挺整齐，武器装备也都带着，撤退时候也挺有条理。这事儿连解放军都感到奇怪，心想：这样的军队怎么也跑了？

不管敌人耍啥花招，解放军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非得动手不可，立马就朝那帮败军冲了过去。原本解放军都打算好好干上一仗了，可没想到，刚一打起来，那支队伍竟然直接就举了白旗投降，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

碰见过怂包的国军，但没见过这么怂的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支队伍是国民党第45军下面的312师，现在是由副师长李长亨带着，正沿着京杭公路跑，打算坐船逃到台湾去。

当解放军已经完成人数和武器装备的清点，正打算把这些俘虏送往战俘营时，312师的副师长李长亨站了出来。他朝着解放军喊道：“嘿，兄弟，我是自己人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的头儿。”

一名解放军军官哼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以为能骗得了我们？我们早就查清你的底细了，你就是李长亨，以前中统的那个特务头头，老跟我们作对，还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！”

解放军指挥官做了个手势，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，二话不说就把李长亨和那一群国民党兵带到了俘虏收容所。

李长亨在俘虏营里头呆了数日之后，解放军88师补充训练团的头儿钱申夫来到了战俘营，打算挑些能改造的俘虏，加到自个儿的队伍里头。

没想到，刚迈出几步，就撞上了李长亨。他快步上前，一把拽住钱申夫，满脸兴奋地说：“哥们，是我，李长亨！以前咱们是同窗，还记得不？”

钱申夫仔细打量了眼前的人，惊讶地发现竟是自己在抗大时的同学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李唯平，真的是你！你要是不喊我一声，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了！我记得抗大毕业后，你不是去了华北前线吗，怎么现在成了国民党的官员了？难道说你变节了？”

李长亨叹了口气，一脸为难地说：“先别急着问这个，有些事情你们不太清楚。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同窗的份上，就帮我个忙，找个办法给周恩来或者董必武发个电报，就问一句话，问问他们我们党里有没有一个叫黎强的同志。”

以前，钱申夫特别看重李唯平这个老同学，心里头压根儿不想相信他会背叛。但现在，李唯平都做了“312副师长”，改名李长亨了，他还能靠谱吗？瞧李长亨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要是真有啥内情，自己再犹豫不决，岂不是要坏事？

钱申夫匆匆赶到了三野的前线指挥部，跟领导汇报了李长亨的情况。前线指挥部的领导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给党中央发电报，把李长亨的事情说明白。

过了两天，三野前委接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紧急电文，上面简短地写着：“赶紧把黎强同志送到北平来。”

中央军委对李长亨的身份保持沉默，但“同志”这个称呼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钱申夫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，他知道老同学没有变节。

黎强这人到底是咋回事儿？一会儿是国民党的副师长李长亨，一会儿又成了抗大的爱国小伙子李唯平，他到底是哪一个？这么多身份背后，到底有啥样的故事？

黎强，他原来的名字叫李碧光，1915年在四川安岳呱呱坠地。小时候，因为表哥姚仲蜀这些人，他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思想。等他进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大学，就像海绵吸水一样，拼命地读《共产党宣言》这些好书，还跟一群想法一样的同学一块儿，搞起了学生运动，想要救国家于危难，谋民族之存亡。

在这儿，他碰到了同样来自安岳的老乡周俊烈，周俊烈是当时在四川搞情报的老党员了。有了周俊烈的带领，黎强就开始干起了一些秘密的活儿。那时候，黎强心里头对那个革命的地方——延安，充满了特别的向往。

1938年夏天7月份，黎强一从大学毕业，就被成都的秘密组织给安排好了去处。他去了延安，先是进了抗大，后来又转到了陕北公学的高级研究班继续深造。那时候，他用的名字是李唯平。

学完规定课程后，1939年5月头上，黎强他们被安排到了重庆市边上的红岩嘴，那里是八路军的营地。他们的任务是宣扬打日本鬼子的理念，还有发动农民一起行动。

廖似光跟他说，在这儿干活儿得换个名字，别再用在延安那会儿叫的李唯平了。你可以用你读书那会儿的名字，要么叫李碧光，要么就叫李长亨。

黎强这名字挺多变，不同的时间段，不同的地方，他用的名字都不一样。说白了，“黎强”就是他在组织里的一个昵称，而且这个昵称也就周恩来、董必武这些南方局的大佬们才知道。

1939年10月份的一天，24号，黎强经过周俊烈的牵线，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没过多久，党组织就安排他二次前往成都，去和南方局派来的人接头，那个人就是刘文哲。刘文哲跟黎强说，以后别跟重庆红岩那边联系了，有什么事直接找他，他们俩单线联系就行。

那时候的成都，中统的人特别嚣张，到处抓共产党员，给共产党的工作添了不少乱子。上面就给黎强下了任务，说南方局需要他混进中统里面去。

黎强经过一番琢磨和打听，发现老家那边的亲戚翟自湘有个铁哥们儿，名叫周壁成，这家伙在国民党四川党部组训处当组织科科长。黎强心想，朋友的朋友，那不就是自己的朋友嘛，于是他决定从周壁成这儿下手。黎强这人挺会来事儿，没多久，他就跟周壁成混得特别熟了，俩人跟亲兄弟似的。

1940年6月份，周壁成对黎强说，中央军校第七期的政治研究班正招生。黎强一听，觉得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时机。他赶紧跟组织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就找周壁成帮忙给安排一下。没想到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黎强就这么进了中央军校第七期的政治研究班。

黎强为了顺利进入中统，特地努力混进中统同事的社交圈里。那时候，四川袍哥会非常流行，不少中统的高层都是袍哥会的成员。

黎强带着班上的同学们一起玩起了“结拜兄弟、加入袍哥会”的游戏。为了让自己在袍哥会里的地位高一些，能多说上几句话，他还特地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了几岁。再加上他老爹李可廷在安岳袍哥会里的威望，黎强慢慢就成了袍哥会里的大哥大，跟成都各个帮派的大哥们都混得很熟，各种江湖黑话也是张口就来。

我和中统成都区的大佬刘国辉，还有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的头头叶国良，关系铁得很，是真心实意的好朋友。

黎强特地跟班里那些有中统背景的同学拉近关系，结果他们都挺喜欢他。到了毕业那会儿，黎强靠这些中统同学帮忙，成功进了中统第三期训练班深造。

那时候，他瞅准了中统和军统之间的不和，跑去跟老师告发了军统里头的卧底学生。这一手玩得漂亮，让他赢得了中统的信任，后来就当上了成都试验区区长助理的位子。

没过多久，中统关于侦查中国青年党的一份密电在成都意外流传开来，惹出了大乱子。中国青年党的头儿曾琪，借着这事儿向蒋介石兴师问罪。

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，心里头那个恨，直接就叫中统的头儿徐恩曾赶紧把案子给破了，还得限时。中统四川那边负责调查的叫川调室，他们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黎强突然想起来，之前外勤的曾庆高找过他，说要看看那份情报。黎强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立马就把曾庆高这条线报给了川调室的头儿孙云峰。孙云峰一听，马上把曾庆高抓来审问，曾庆高一五一十地招了，说是他把情报泄露给了自己表哥曾琪。

川调室顺利过关，孙云峰对黎强那是一个劲地夸奖。黎强也因此扶摇直上，直接进了川调室当上了视察员，并且还一脚踏进了四川最顶级的特务联合机构——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（省特会），成了一组的主要干事。他的顶头上司，正是对他特别看好的孙云峰。

黎强现在级别高了，能看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大部分秘密资料。他看过后，就把内容记在脑子里，再跟接头的人口头说一下。

黎强刚到川调室没多久，刘文哲就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，接着陈于彤就成了他新的接头人。要是没法直接见面，黎强就会想办法把情报写成小纸条，然后藏在一些特别的地方，比如空心的香烟、煮熟的鸡蛋里头，或者是馒头点心里，之后再瞅准机会交给陈于彤。

在川调室干活那会儿，黎强发现党派科，也就是第三科，手里攥着最绝密的“特情”资料。

共产党内部和进步人士中间，竟潜藏着这些毒瘤，它们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。因此，获取这份特情名单变得尤为关键和重要。

黎强得知，那份特殊的情报资料其实是第三科的科长叶申之自己整理的。叶申之把资料藏在了保险柜中，而那保险柜的钥匙他时刻带在身上，不离左右。除了他们的上司孙云峰主任，其他人都没办法接触到那份资料。

叶申之这家伙，原本是绵阳共青团的头儿，后来变了心，跑去了中统那边。他这人鬼点子特别多，做起事来小心翼翼，黎强心里清楚，要从他手里偷到那些资料，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。

黎强就开始主动找叶申之套近乎，拉着他一起去喝酒，每次都是他抢着结账。打牌时，黎强也总是故意输给叶申之。你说说，这样的朋友谁能不稀罕？一来二去，两人的关系就越走越近了。

1946年3月份的一天，黎强在川调室翻看到一些加密资料，里面提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的一些情况，但这个省委当时还没对外公布。资料里把省委里那些大官的名字、基本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，黎强一看就明白，组织里头肯定是混进了叛徒。

黎强跟陈于彤说了那件事情，陈于彤就叮嘱他，让他赶紧把那内鬼给找出来。她还跟黎强提了一嘴，说上头对那个叫陈景文的人有点疑虑，想让黎强去第三科那里看看特情资料，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。

拿了任务，黎强就琢磨着找个好时机。到了4月头上，听说叶申之要转去田粮那块儿了，黎强就顺势邀叶申之出来喝两杯。

喝了几轮酒后，叶申之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而黎强，虽然他平时就挺能喝，这时候也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但有个任务压在他心头，那就是得赶紧找到那份特情资料，这让他不得不硬撑着保持点清醒。

他俩互相扶着走进了叶申之的办公室。叶申之被黎强夸得有点飘，兴奋得不行，自个儿就把保险柜给打开了，掏出一份秘密资料。他晃着那份资料，得意洋洋地对黎强讲：“知道这啥玩意儿不？不是我自夸，就我能搞出这份秘密档案。哥们儿，你放心，等我调到田粮部门，肯定推荐你当三科科长。”

聊着聊着，黎强发现自己在沙发上打起了盹。他猛地惊醒，赶紧抓起那份档案翻阅起来。嘿，还真让他找到了陈景文的名字。他眼疾手快，把档案里的人员名单都默默记在心里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档案恢复原样。

黎强装出一副着急的模样，把叶申之摇醒，跟他说：“这事儿太机密了，你还是先正式交给我，我再瞧。现在，你还是快点把它锁起来吧。”

黎强一到家就赶紧把记在心里的名单抄好，然后拿给了陈于彤。南方局那边立马行动起来，切断了跟陈景文他们的联系，还赶紧告诉那些跟他们认识的党员和进步朋友，让他们赶快离开成都。之前用过的联络地点，也全都换了新的。

黎强提供的情报既迅速又靠谱，让我党成功躲过了好多本可以避免的伤亡。

1946年5月份，国民党政府搬回了南京。周恩来和董必武，他们带着共产党的代表团，从重庆直接去了南京。还有个人叫陈于彤，他也因为工作有了新变动，就从成都走了。

走之前，陈于彤跟黎强说了南方局给他的任务：“你得稳住，别轻举妄动。现在，川康特委的陈国瑞同志会跟你接头。万一川康的党组织有啥变动，你在成都联系不上他们了，就换个地方见机行事。接下来几年，你可以一个人行动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单位都能直接找党中央。接头暗号是‘我党有没有黎强这个人’。黎强这个名字，在重庆红岩，就周俊烈他们几个知道；在党中央，也就周恩来、董必武几位领导清楚。这个名字很安全，你用它联系党中央，中央肯定会回应你的！”

1946年8月份，黎强碰上了一件大事，他的入党领路人周俊烈被抓了。周俊烈对黎强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，万一他招供了，黎强可就凶多吉少了。

黎强心里七上八下地盯着周俊烈那边的情况，盼着这位老兄能给自己创造个救他的机会。周俊烈没让黎强失望，他一口咬定自己早些年跟共产党有那么点瓜葛，但早就跟共党没了来往，现在就是个闲人一个。

黎强心里头暗自庆幸了一下，找了个简单的借口，就跟审问周俊烈的杜石公一起吃饭去了。黎强在中统里头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以前没少给杜石公搭把手，所以杜石公对黎强那是相当的尊敬。

黎强在吃饭时，装作不经意地问杜石公，他手里积压了多少还没破的无头案。杜石公叹了口气，实话实说：“哎，那可多了去了，这些案子弄得我头都大了。”

黎强接过话来说：“你还是机灵点吧，管那么多没头绪的案子干啥，犯人吃的粮食不少，上头又没好处可拿，小心到时候拿你开刀，丢了饭碗！”

杜石公急忙向黎强请教对策，黎强就提议说，要是审不出什么结果，干脆把人放了算了。杜石公一听，觉得有理，第二天就向上级申请，放了一批犯人，其中就包括周俊烈。黎强动用自己的人脉，火速把周俊烈送出了成都。这样一来，周俊烈和黎强都安然无恙。

为了让黎强能更好地进行长期潜伏，组织打算给他找个地下工作的女党员成家，这样他就有家庭作掩护了。但黎强却觉得，两个地下党结婚，风险太大了，容易被发现。他提出，如果能和国民党高官的女儿结婚，那掩护就更完美了，而且还能借着她父亲的身份，在地下工作中得到更多方便。

最终，党组织采纳了黎强的提议，经过一番仔细挑选，决定让国民党成都党部书记赵选的女儿赵蜀芳参与计划。在党组织的协助下，黎强和赵蜀芳“偶然相遇”，两人很快便产生了感情，并且决定结婚，一起走进了婚姻的围城。

赵选在政治上站中间，对共产党的看法比较平和，没那么偏激。赵蜀芳是个性格温和、懂道理的大家闺秀，黎强对这门亲事特别满意。

黎强从来没跟赵蜀芳聊过自己的特别身份，他觉得赵蜀芳知道得少一点，他们俩就更安全些。赵蜀芳，对丈夫的工作从来不多嘴，就是一心一意照顾好他的生活，安心过他们的小日子。

黎强做特工那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厉害到让敌人把他当自家人，可自家人，反倒一门心思要除掉他。

以前，为了他的安全，党内只有寥寥数人知晓他特工的真实身份。因此，在党内同志的眼里，黎强彻头彻尾就是个特务头目，经常成为大家想要铲除的对象。那些年，黎强不仅要在特务中间耍心眼、斗来斗去，还得时刻小心，生怕被自家同志误认为是敌人给杀了。

1947年5月份，解放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，国民党在重庆和成都的头头脑脑们琢磨着，要把那些特务都撒出去，然后逮住他们盯上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，好给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助把力。

成都那边的抓捕任务，由省特警队来主导。黎强为了让同志们更安全，可真是想尽了办法。在大规模抓捕行动开始前，他想了个新招，说要用“多数人同意”的方式来定抓捕名单。就是得有一半以上的部门提到同一个人，那人才会上抓捕名单，要是没达到这个数，这次就先不动他。

他为此想了个挺能糊弄人的说法：“抓人是肯定的，但得分清轻重缓急，根据以前的经历，一次性抓太多反而难处理。”

那时候，黎强在省特会里可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物，他编出来的理由头头是道，让人信服。因此，当他提出那个方案时，那些特务大佬们也都点头同意了。黎强的这个点子，还真是帮了大忙，让一半的同志都躲过了那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。

在局势的紧要关头，黎强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：那些中共的核心重要人物的身份已经曝光。尽管他拥有再大的能力，也无法将这些同志从抓捕名单中抹去。面对这一困境，黎强的选择是冒险将这份名单传递给党组织，冒着自身可能暴露的风险，只为确保名单上的同志们能够尽快撤离，安全脱险。

那时候，川康特委的头儿王宇光和贾唯英，名字都赫然在那份危险名单上。多亏了黎强传来的消息，他们赶紧撤了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说真的，黎强就凭他一个人的机灵，愣是保住了成都那边革命的火种。

1948年年底，黎强因为是个“中统的关键角色”，被安排到南京干活。那时候，反动派已经快要玩完了，国民党的大佬们都在琢磨着先去台湾躲躲，想着以后能“东山再起”。党组织给了黎强任务，他也打算跟着国民党去台湾，继续当特工。

1949年刚开始那会儿，黎强被提拔成了国民党45军312师的二把手，副师长。他想要把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给拉下来，于是就想了个招儿。他让士兵们减少训练，整天不摸枪，就忙着砌工事。结果，好多新来的兵蛋子，连枪都不会使了。

这就是为什么当312师碰上解放军三野88师时，没开枪就全体举手投降了。原本打算跟着国民党部队逃到台湾继续当卧底的黎强，却被解放军给截了胡。多亏了他的老同学钱申夫，帮忙发电报到中央，证实了他的真实身份。说起来，黎强也算是走运，借着这个机会，他又回到了党的队伍里，堂堂正正地站在了光明之下。

在那个不一样的岁月里，黎强这些带着重要任务的战士们，都在暗地里干活儿，他们一次又一次豁出性命去传递消息，救下了不少同志的命，也让党组织好几次从快要掉下去的边缘被拉了回来。

他们豁出去了，婚姻不要了，名誉也不顾了，连生命都舍得付出，啥都放下了，就为了给在黑暗里摸索的人们找点亮光，给咱中华儿女挣来一片干净天地。

他们是新中国的脊梁，是那些最值得我们深深尊敬的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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